韩道昌这次过来，除了将韩谦加授参知政事的圣旨带过来，还有一件事要跟韩谦商议，那就是涉及温氏族人的安置问题。
    朝廷目前已经接受蜀主王建递交的称臣国书，那温博受降后率新编右神武军第一个杀入梁州，那就是有功无过，而且是大功，那接下来朝中便要考虑彻底赦免温氏族人当年的附逆之罪，自然也就有人会想着将温氏族人从东湖迁入京畿定居。
    “他们想归想，到时候温暮桥、温占玉上书请求要留在东湖定居，还能将他们将强拖过江去？”韩谦撇撇嘴，不觉得这事有什么好担心的。
    见韩谦这么说，韩道昌便晓得他已经吃定温氏族人，又或者说温暮桥、温占玉等人都已经表明心迹要留在东湖，那的确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再者说了，朝中诸多王公大臣心里也都明白，温博受降后率新编右神武军抵达沧浪之后杀入梁州，从头到尾都是韩谦所谋划，韩谦只是藏身幕后不居功罢了。
    现在就算真将温氏族人迁入京畿定居，但等到右神武军在梁州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之后，将右神武军调到淮西及叙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驻防，是谁乐意接受的，又或者谁敢接受？
    最后还不是都要塞到淮西来？
    韩道昌这次在淮西留了二十多天，一方面是看棠邑诸县的经营情况，一方面是留在韩谦身边，要比在金陵更早、更详细知晓梁州的战事变化。
    应该是襄北军大规模的西进，遏制住赵孟吉、王孝先反扑的意图，截止到三月下旬，虽然前后有大股的蜀军穿过秦岭南返，但主要停留在褒斜道、陈仓道的南口之内，据险要地形，控扼秦岭南麓，但短时间内并无直接大举杀入汉中盆地的迹象。
    除了周数率左武卫军驻守随州、郢州——差不多有一半兵力留守于黄岘、武胜、平靖这三处位于桐柏山与淮阳山缺口的关隘，保持对棠邑（淮西）的警戒、划清双方界线，李知诰在西翼除了左龙雀军、左神武军之外，还有左武骧军及右神武军暂时归他节制。
    目前整个襄北，武关地处险要形胜之地，暂时又不奢望谋取北面的商洛、上洛两县之地，在武关、荆子口等地驻以三四千精锐便足够防守了。
    而邓州（南阳盆地）以北，寿州军及蔡州兵马自保无暇，根本没有实力进犯南阳北部的方城防线，同样在那里也只需要放三五千精锐驻守就够了。
    这意味着李知诰、李长风最多能调五万精锐进入梁州作战。
    这种情况下，换作谁是赵孟吉、王孝先，都不敢轻易率部反扑梁州。
    理论上赵孟吉、王孝先还可以从梁州以西的阴平道，直接扑蜀中，但那条道更险僻、年久失修，沿途也容易受到拦截，又没有粮秣物资的保证，特别是阴平道的北口还处于平夏人的控制之下，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赵孟吉、王孝先有率部从凤州、岐州西进，走阴平道的迹象。
    赵孟吉、王孝先所部被隔绝在外，楚军有三万多兵马进入梁州，对蜀国君臣以及地方州县的心理催化作用是极为复杂的。
    没有三万楚军横插进梁州，即便王弘翼、赵惟升等人被诛，其遍布蜀国朝野的党羽，心里或许还想着将赵孟吉、蔚侯王孝先迎回来之后，可以奉蔚侯王孝先为主。
    而从发迹草莽之初，就追随蜀主王建创立蜀国的老臣老将们，或许心里还有着打算将蜀主王建从幽禁蜀宫解救出来的念头。
    不管怎么说，没有三万多楚军横插进梁州，赵孟吉、蔚侯王孝先率七万精锐返回蜀中，鹿死谁手还真是极难说的事情。
    即便跟世子王弘翼没有牵涉、对蜀主王建命运也丝毫无感的川蜀中立派世家宗族势力，也会尽可能选择观望形势，绝不可能会迫不及待的投入新主王邕的怀抱之中撒欢。
    这也是韩谦最初断定王邕谋事胜算极微的根源所在。
    人心最终还是要依靠实力去掌握的。
    现在三万多楚军插入梁州，而曹干在梁州南面的利州（剑门关）整顿防务，王邕同时又派了嫡系去接管阴平道南口江油关的防守，赵孟吉、王孝先的回归变得遥遥无期，蜀国朝堂的臣子以及蜀中的世家宗阀却不可能迟迟拖延着不表态。
    他们现在就必须要考虑，继续拖延下去，一旦等新主稳定住局势，会不会将视为世子王弘翼的党羽进行清算、清洗。
    对于中立势力而立，做选择是最容易的。
    谁势力强投向谁，谁成功的机会大投向谁。
    看到赵孟吉、王孝先短期内没有回归的可能，便每天都要三五人或十数人跑到景琼文、戚氏跟前走动，表示对新主的忠心。
    王邕发动兵变之后，凭借三万兵马控制蜀都，这远远不意味着他的位子就坐稳了。
    他每天都要签发大量的人事及军事调动令函，调整、调动蜀中、川南、蜀北、川东、川西等地的官员任命，还要从州县征调丁壮补充禁军。
    最初一个月，回应者寥寥可数。
    即便有回应，也是推诿、推搪之语。
    即便有一些官员，之前与王邕交好，也被王邕寄以厚望，这次想着将他们推到地方任职，但还有一些人担心事变失败后会遭到血腥清洗，而找借口推辞、拖延。
    那一刻王邕才真正意识到事先将一些问题想得太乐观了。
    不过，这个情况到二月下旬，在蜀国君臣看到越来越多的楚军进入梁州，赵孟吉、王孝先却没有什么反应之后，就很快改观过来了。
    王邕签发的政令，越来越多的得到及时而积极的回应。
    他任命的官员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去赴任，地方上也不再推诿，不再拖延着不办理交接之事，征调的丁壮、钱粮都陆续踏上赶往蜀都的路，这都说明蜀国的局势在真正的往有利于他的方面转变。
    当然，促成这事还有一个极关键的原因，就是蜀国还有一批具备远见的将臣，担忧蜀国局势继续动荡下去，最终非但不能迎归赵孟吉、王孝先平定长乡侯的兵变之乱，反而极可能叫居心叵测的楚军渔翁得利，最终谋得蜀地。
    两害相权取其轻。
    赵孟吉、王孝先孤悬在外，不能归蜀，这时候是继续保持沉默，甚至暗中推波助澜，使蜀国局势继续动荡下去，最终极可能为楚军所趁，还是拥立新主王邕，使局势重新稳定下来，打消掉楚军可能有的野心，是蜀国这些务实主义者面前并不难做出决定的一道选择题。
    这些将臣基本上都是追随蜀主王建的老臣老将，近十年来基本上被王建排挤出蜀国朝堂的核心，但无可置疑他们在蜀国的影响力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
    虽然这些人可能更忠诚于蜀主王建，但同时也是务实的，景琼文、曹干最终还是劝王邕启用这批老臣老将或其子嗣，顶替世子王弘翼的党羽，去弥补军队、朝堂及地方州县出现的将吏空缺，以便更快的将局势控制在他们手里。
    陈景舟二月初奉旨沿江而上，出使蜀国，除了韩谦专门写了一封信交给陈景舟，希望陈景舟代表棠邑跟蜀国新主王邕秘密商议一些事情外，王辙也一起同行。
    他们三月初抵达蜀都成都府，在蜀都滞留了一个月，商议借兵、硖梁两州的移交以及岁贡等事——韩谦也通过陈景舟，跟王邕表示希望能尽可能任用王建当年带领打下川蜀江山的老将老吏，尽快稳定住川蜀的形势，甚至建议王邕莫要对王弘翼的党羽搞清洗，还希望他能善待赵孟吉、王孝先及手里主要将吏的家小。
    同时韩谦会叫温博、谭育良将他们在梁州城扣押的一部分黄头军将吏家小以及四千多俘兵，都移交给曹干接手。
    王邕此时还是能从谏如流，也很爽快同意将渝州最南部的盐田埠割让并入婺川县，以折抵岁贡。
    王邕刚刚才掌握蜀都，蜀国财政一片混乱，他却需要拿大笔钱粮出来安慰人心，去安顿好蜀都及地方州县的事务，还需要立即扩编由他亲自掌控的新禁军。
    除开韩谦表现出来的善意，就凭着楚军这么多兵马就在卧榻之侧驻扎，替他们挡住赵孟吉、王孝先二部兵马的反扑，王邕也绝不可能说现在就撕毁之前的承诺。
    割让渝州最南端的盐田埠，虽说那一片地域沿黔江有一百二十余里的纵深，往两翼延伸的峰岭更为深阔，但这个地区到处都深山老林、险峻山峰，总共都未必有几万亩平整的田地，新收编的数千僚人民户也是桀骜不逊，极难管治，目前最为主要的就是井盐资源。
    盐田埠又名盐寨或僚盐寨，自古以来在巴南地区都要算是井盐资源极富足之地。
    不过，问题在于蜀国其他地方的井盐资源更充足，不缺盐田埠这一块。
    由于楚蜀两国的食盐都采取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榷卖及相应的刑罚制度，即便盐田埠划入婺川县，王邕也知道棠邑掌握更高明的开采井盐手段，得到盐田埠之后会大规模增加井盐产量，却不用担心会侵害蜀国自身的盐利——毕竟叙州所辖的井盐产量大增，往黔中地区或往淮西输送，都跟蜀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不管从蜀国的利益，还是看在韩谦这次帮他这么大忙怎么都要给予相应的回报，此时将盐田埠割让出去，由叙州或棠邑代蜀国承担二十万缗的岁贡，怎么看都是极合算的交易。
    此外，即便韩谦与李知诰、柴建密约光州交换梁州之事不会对外公开，但王邕又不是瞎子。
    目前虽说温博所部、谭育良所部都还在梁州，但梁州的军事部署已经完全由李知诰、李长风一系人马主导，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韩谦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退让，还是一开始就没有想着要谋取梁州，摆在王邕面前的事实，就是蜀国以后要防范的是李知诰、柴建这些人对蜀地的野心。
    而蜀国跟棠邑的甜密关系还要继续维持下去，甚至还要寄望棠邑在大楚内部压制李知诰、柴建等人对蜀地的野心。
    这很显然也是符合棠邑在大楚内部的利益。
    即便棠邑之叙州在南线通过黔江跟渝州接壤，但叙州毕竟地狭人稀，周边局势又相对复杂，却不会叫王邕有太大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