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从200多年前的不毛之地发展到今日食品出口大国，他们在羊毛、牛肉、粮食及种类繁多的食品供应上居世界领先地位。根据当地粗犷少雨的环境，逐渐发出一套高效而低成本的养殖业，为全世界献上相对物美价廉的羊肉和牛肉。
    几个月后，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特产，以不同贸易公司交易供货的方式，分别进入与中国接壤的几个城市，最后再通过各种官方、非官方的形式进入国内。
    虽然这些食物合计数量庞大，但在当时因为交易分散且商品种类繁多，所以并未在国际粮食市场引起较大关注，更未引起某些国家情报人员的重视。
    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像猪牛内脏、鸡鸭的翅膀与脚部，多数都是打成颗粒磨成粉供大型养殖场作为饲料使用。他们完全想不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居然有个民族能够利用精湛的厨艺将这些零碎边角料加工成各种美食。
    至于什么部分地区的小麦大豆等价格上涨，欧美各种饲料价格微调，导致其国内物价上涨压力增大。这些肯定会存在，但根本不在文岚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进入夏天，新安市食品供应忽然一下子种类变多了，各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食物出现在了市场。
    比大淮山还粗的木薯、红皮马铃薯、只有最上面那节的鸡翅和鸭翅、水牛奶奶粉、羊奶奶粉、膨化的玉米片、足球大的蛋、一个人高的火鸡、2米多高的鸵鸟、口感有点酸的澳洲袋鼠肉，还有各种听过没见过的海藻、鱼干、贝类和坚果干，一一摆着副食品架上，任君选择。
    除了必要的食物控制外外，这些特殊食品不受票证控制，只要你有需要又有能力，便可以合理采购。
    虽然数量有限，而且大部分食物的品种出现的完全没有规律，但是琳琅满目的食物架，还是让饥肠辘辘的人们莫名感到心安。
    人们都开始相信，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美好的生活就在不远的将来。
    ☆、新的开端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2月7日闭幕。
    这次扩大会议，旨在总结□□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此后，不少人清晰地感知到政策似乎真的开始调整。
    《新时代，需要灵活可行的经济政策》，几个黑色加粗大字占据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后面的社论及讨论版区，以很大的篇幅，描绘了最新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讲述了国内经济细项调整的必要性。
    稍后，各路专家、学者、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以署名或半署名的方式，在各大报刊杂志上讨论如何大力发展经济，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此后，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新政策，就此拉开帷幕。
    《国企利润不再全额上缴》
    《利改税，即将全面改革》
    《大力推动社办企业的发展》
    《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小手工业者申请工商执照》
    《有条件的集体，可设立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独立运营公司》
    每一条新闻，都牵动了无数人的敏感神经。
    许多人心思浮动，却碍于前些年政策时常变动，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苏州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名为《巧手农妇，姊妹携手，共建绣庄抚养未成年弟妹》，讲述了几位年轻女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用传统技艺养家糊口的故事。
    隔日，福州日报则以“百年传承”为名报道了建国前赫赫有名的剪刀名家重开百年老店的故事。
    一个星期后，南方日报却以《首个经济试验区，顺利花落香江北》头条新闻直接席卷了全国的注意力。
    “真的要建一个经济特区吗？太棒了！”
    一个青年，指着报道，与朋友争论不休。
    “什么？要利用外汇资金，解决国内起始资金紧缺的问题？那合自力更生方针呢，那既无內债又无外债的精神在哪里，这真的不跟现有规矩相矛盾吗？”
    一位鼻梁上架着厚底眼镜的中年男子，握着报纸，喃喃自语道。
    关于新的经济政策，报刊杂志上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普通群众议论纷纷。
    上层决策者们，也是意见分歧严重。
    早在1961年，陈云就提出并主持制定了从中东、东非“全球购棉”，加工成纺织品出口换汇，再进口粮食的战略，为克服国內粮食严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二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尤其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青年们对于新式服饰的追求，使得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一直处于相对高的位置。与此相对的是，属于初级农产品的棉花价格却一直相对偏低。同一时段，国內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城镇人口人均布料供给一减再减。
    以陈云为主的经济方向的领导，提出进口棉花，利用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加工成棉布，再将出售棉布换回的外汇用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产设备。
    不想，这一主张刚以提出，便被那些有心人士以极“左”思潮压制，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加以批判。他们不仅对操作细则吹毛求疵，更是鸡蛋里挑骨头，对申请报告的字眼曲解，进而展开言论攻击。
    与此同时，也有人心平气和地提出异议，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
    面对质疑，陈云坚决地指出：“我们做工作，的确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但是不能教条主义。我们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大道理要讲清楚，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国外利用信贷建立工厂，提高人们的收入，这都是存在很久的经济行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好不用的区别。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只要我们发现了错误，及时改正，这也是发展中必然存在的一个过程。”
    陈云再次主张：“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应该这样做。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稀少。我们应该利用外国的科学产品，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和其他高价格的产品。利用低廉的劳动力，通过赚取两者之间的价差，来提高国内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
    利用国內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其实，这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将华国置身于国际贸易中，充分有效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一方面可以赚取大额外汇，一方面减轻劳动力闲置带来的社会问题。简直是一举数得，利国利民。
    这项思想，与总规划师在1975年整顿中将其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其实都是一脉相承。
    这一想法，得到了老人家和二号首长的大力支持，力排众议，在全国展开工作。
    于是，从1961年开始，外贸部门进口了超过千万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內需要。
    外贸部门和计委等通力合作，全力推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改革，争取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
    为了更好的扩大生产，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需求，决策层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的成套设备方案。这套方案涉及项目众多，数额巨大，其中包括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大电站和一系列轧钢机、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大型工业项目。
    陈云为主的外贸主管竭尽全力予以支持，同时特别提出：“我们不懂外国的商业操作，之前吃了不少亏。这次引进大型机械时，一定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与此同时，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着重学习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买设备的经验，向当年的经办人员打听操作细节。从而做到吸取教训，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进入62年，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工作汇报时，郑重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同时安排专业人才全程跟进。因为，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不管怎么计算，都很不合算。另外，如果有机会，应该要争取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和科技技术，提升国内生产效率。
    江秘书等人，不敢直接反对老人家已经批准的外贸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
    他们公开撰文，说这是“洋奴”，是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陈云愤然而起，拍案直言,如果有人批评说这是“洋奴”，那我就做一次“洋奴”！
    一招不行，很快，江秘书等人又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剝削”。
    陈云经过冷静思考，针锋相对地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买粮的行为，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整整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剝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两方展开舆论战，观点针锋相对。
    随着战火绵延，有心人开始挑事，故意把战线扩大，甚至往思想线路方向引战。
    一时之间，各种“思想”、“路线”、“思潮”席卷了各大报纸，搅乱了国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
    这一混乱的局面，惹得老人家和二号首长极其不悦。
    对于各种带高帽的行为，老人家心怀警惕。
    其实，建国初期，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曾有人提议将这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主席命名。
    老人家对此坚决反对，并要求删掉宪法草案里面歌颂自己的条文。
    当时，老人家在会议上严肃指出，删除那些条文，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合适、不合理、不科学。
    他强调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也不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要搞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错误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老人家和二号首长看了文岚的密信之后，更进了一步。
    在由中央组织的“林氏专案组”提交的系列证据，证明了关于林帅的指控。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决策层将林帅一撸到底，同时针对相关涉案人士展开专项调查，为之前受迫害的人予以回复名誉，重新提拔了大量新鲜血液。
    让老人家和二号首长感到震惊的是，专案组从毛家湾林帅家中查获的大量材料中发现，林帅夫妻在建国后的笔记、卡片和藏书中写下了许多真实反映林帅大搞个人崇拜动机的笔记证据。
    例如：“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三不”、“三要”原则：“(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出主意，勿倒行逆施。”
    “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
    从这些反映内心真实动机的言论可以看出，林帅根本不是在倡导“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登龙术”。
    这让人不禁想起林帅之前的某些言论，细细一琢磨，实在是居心叵测。
    “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
    在1960年2月□□扩大会议上，林帅提出学习著作，根本不需花费大量时间系统地学，节省时间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大量背诵若干警句。
    本来，我党历来提倡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学习思想的科学体系，用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
    而林帅宣扬的那一套“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顾革命导师论述问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对党建和社会改革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但是，由于林帅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因而即便是对林帅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也不便明确地提出反对的意见。
    在看到那些书面证据后，老人家勃然大怒，即便在二号首长的安抚下，没有扩大批判对象，但也对这些歌功颂德和无事生非的行为提高了警惕。
    当陈云为首的外贸领导与江秘书集团的交锋资料，摆上老人家的书桌后，老人家直接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
    在会议上，老人家再次阐明改革的必要性，旗帜鲜明地支持陈云他们的经济改革工作，同时正式下达江秘书的调令，将与她相关的那些御用文人们全部调到清水衙门做文书收集整理工作。
    当身为第一夫人的江秘书被正式被调任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的讨论，离开脱离了人们的视野。那些摇旗呐喊的人，立刻偃旗息鼓，不敢再做怪，层出不穷的口号再也无人提及。
    报纸上，新闻里，开始大篇幅地讨论如何科学地提高生产力，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粮食和民生用品的供给。
    身处四五线小城中那个不起眼的新安兵工厂，响应国家号召，正式挂上了新安红旗机械厂的牌子，调拨一些富余生产力开始生产一些小型民用产品。
    在兵工厂宿舍区外的小土屋里，竖着几个新刻的招牌，上面写着：“新安食品厂”、“木兰加工厂”和“安兰食用菌公司”。
    在原来泥地新开出来的料场上，堆满了压制成块的稻草和麦秸秆，沥干的牛粪和鸡粪。
    安兰食用菌公司的新任经理，李文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附近几个村庄，开展食用菌扩大生产工作。
    新安食品厂的凤组长，现在的凤经理，带着苗腊梅等人，一边扩大鸡舍，一边培训新人。
    宿舍区内，文雅等人，缠着关博萱，问个不休。
    “妈妈，我们真的要搬去穗市吗？”
    “妈妈，那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爸爸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我们又必要搬过去吗？”
    “姑姑，我们非过去不可吗？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留在这边照顾爸爸，带着妹妹上学的。”
    “妈妈，家里的事交给我就可以了。可是，你的身体才刚好，你就牵头筹备驻穗经销公司，这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