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所到之处，人人挺直了胸膛，热泪盈眶。
    ☆、为了欢聚
    我们从未忘记，我们从未原谅！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犹太人内部流传的一句话。
    当李文岚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如同被电击了一般，从心底开始颤抖。
    当年文岚学历史的时候，带她的指导老师曾过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远离了战争。我们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办法亲历历史，只能从故纸堆里去拼凑历史的模样。”
    现在，似乎微微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到历史了。
    犹太人的仇恨，犹太人的悲剧，举世闻名。
    经历了苦难的他们，从未忘记那段历史。
    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1世纪上半页，犹太民族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追查当年纳.粹.战.犯的脚步。
    在那个通讯和情报手段都非常有限的年代，满世界追踪纳.粹.战.犯，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但，犹太人从未放弃。
    即便是逃到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即便那人早已是垂垂老矣，就算那人穷困潦倒苟延残喘地熬着日子，只要他当年犯下的罪恶没有得到惩戒，那就绝对不能放过他。
    就要有一丝可能，就一定要把他押解回国，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世间世间最烈的酒，往往就是复仇的滋味。
    正所谓快意恩仇，就是这个道理。
    不管复仇的情绪有没有那么浓烈，复仇成功的快感是任何情绪都取代不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遭受迫害失去家庭失去的生活的人而言而是如此。
    畏惧于犹太人的追查，一些战犯悄悄变成为了线人，以报告更高级级别战犯的情况，来换取不同额度的报酬，或者试图从战犯名单中删除他们的姓名。
    据说，每处死一个战犯，犹太组织都会在他的尸体旁边留下一张卡片，上面赫然写着那句名言：“我们从未忘记，我们从未原谅！”
    同样，对于对于二战中，菊刀国战犯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苦难，中华民族亿万儿女们也从未忘记。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正式版的祭奠活动和纪念馆，一直要到很后期才开始运作。
    这次，李文岚希望能够加快这个进程。
    因为，人类的记忆时常是有限的。
    人类太容易失忆了。
    一个区域的失败，一次战争的失败，并不会让大屠杀停止。
    如果人们都开始忘却，那么下一次大屠杀很可能将再次降临。
    二战后，德国上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德国总理数次下跪道歉。
    所以，人们选择了原谅。
    而同为轴心国之一的菊刀国，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拒绝承认罪行，通过修改教科书等方式，一次又一次对年轻一代人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所谓的二战罪行只不过是其他国家编造的谎。他们置之千万受害者的申诉不理，强行洗白他们的“英雄”。
    于是，二战，成了亚洲各国挥之不去的噩梦。
    实际上，在现实的历史中，自然而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绝大多数的人情绪开始软化，很多受害人的同胞后裔选择了完全忽略那段历史。
    这，让很多人觉得愤慨，也让许多人觉得无奈。
    明明，原谅，应该是受害人的选项之一，而不应该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决定。
    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他们说话的声音。
    这些年，文岚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也曾与一些当年的受害人交谈过。的确，他们中的某些人早已选择了原谅，某些人选择了释然。那是因为，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是消解了。
    某次，金老爷子带着文岚走进了欧洲小镇的酒吧，认识了一群新朋友。
    不知怎的，在酒精的作用下，男人们聊起了战争。
    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因为战火又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的金老爷子，在数十年后再说起那段历史时，完全没有想起自己失去了多少财富，只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起因为战争而失去的那些亲人和朋友，谈起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生活。
    曾被关进集中营失去几乎全部亲人的弗兰克，在咕咚咕咚灌下一杯啤酒之后，眼泪夺眶而出：“你们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吗？我就是从那里爬出来的，当时我太虚弱了，连路都走不了，只能靠爬。就因为这次战争，我的家毁了，在水晶之夜后就全毁了。我的邻居举报了我们，明明之前我们还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惜，转眼之间一切就全变了，他们毁了我对人的信任。该死的集中营，夺走了我的父母，抢走了我的妹妹，毁掉了我的健康。所以，当我被在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掉整个德意志民族，把他们的土地瓜分掉，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
    “那，后来呢，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因为我回不去了，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找谁报仇，大家都是可怜人。”弗兰克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弗兰克从集中营里逃出来，联军带过去的人见他身体过于孱弱无法独立行走，将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变成了不屑，最终变成了怜悯。
    “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
    弗兰克像大家稍微描绘了一下那个德国战俘的骨瘦如柴的模样，在场的长者们纷纷明了地点了点头，因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还没真正远离。
    “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弗兰克叫了一杯新的啤酒，“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
    对于更多的幸存者而已，幸存是一种特别待遇，随之而来的还有义务。
    “我永远的都在问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一同死去。现在的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一个在收集集中营死难者资料的志愿者，这样告诉文岚。
    正在筹备纪念馆的西蒙.维森塔尔，始终认为个人的罪行不能用集体罪行所掩盖，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抽象的集体。
    正义，不是复仇，是让争议接受伸张，让冤魂得以瞑目，也通过这种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罹难或者幸存的，都肩负着“信使”的义务，将战争的不幸、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
    他们的想法和做法，让文岚觉得很震撼。
    所以，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尽量促成这件事情。
    李文岚，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
    中外合璧的拍摄队，将兵分数路，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
    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参与部分拍摄工作。
    初时，许多人不理解，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照顾好身边的人，努力发展生产，才是要紧的事情。何况，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除了惹哭一群人，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泱泱大国，何必自揭伤疤，取悦洋人？那些看影片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
    所以，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因为想不通，即便嘴上不说，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
    见事情推进得不太顺利，陈副总理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按照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全面战争短时间是打不起来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大家要明白，舆论战，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现在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际手里，我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讲话，很少人会去听。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再过几十年，等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曾经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米国他们有电视，有电影，有唱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够让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战是靠他们打赢的。没错，我们知道我们和苏联军民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没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结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又有什么用？我们必须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不说，这个世界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付出。如果我们不说，那么短短几十年后，我们的努力，将会被米国他们抹得一干二净，永远消失在普通人的记忆里。”陈副总理举起相机，指着台上的摄影机，“这些就是你们的武器，这些就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声音。即便今天没有人听，只要我们努力去做，认真打好每一场舆论战，这个世界终究会听我们说话的。”
    身为发起人和历史的见证者，文岚热血沸腾，灵魂都在颤抖。
    对，没错，政治家就是政治家，高瞻远瞩，远非后世那些政客可以比拟。
    举目望去，伙伴们各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各个充满了力量。
    当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后，大家开始群策群力，想尽办法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收集战犯的犯罪证据，收集二战受害者资料，把它们编辑成册，在纪念馆里一一公布。这是西蒙.维森塔尔正在做的工作，也是无数经历过二战苦痛的人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于1972年正式成立，它与不同的公众和私人机构进行紧密接触，与全球不同的官方进行联系，并全球范围内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展开通力合作。这个中心，不仅关注他们国内二战资料，还关注全球其他方面信息，包括：二战罪犯尤其是纳粹战犯的执行情况；大屠杀及其相关事件的教育宣导；极端主义、极端宗教行为、新纳粹主义及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仇恨情绪的行为研究及其控制等。
    文岚也想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尽量多地收集二战受害者的资料。
    因为，那些已经离世或者正在老去的二战受害者，他们是战争的见证者，也是战犯罪行的直接认证，是对战争最直接的控诉。
    他们的不幸是对人类未来的警钟，人类有责任不让他们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再过几十年，随着受害者和见证者们的离世，甚至那个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陆续离开人世间，甚至很多在战争中逝去的人，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知晓他们的姓名与经历。
    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没有战争记忆的新时代。
    但，希望这些资料，能够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战争留下的伤痛，提醒我们保持警惕。
    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道德的一种提醒。
    西蒙.维森塔尔说过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辙的防御机制。”
    中外摄制组的成员们，用脚丈量过一寸寸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土地，用摄像机摄录了一张张饱含泪水的故事，用照片记录了斑斑驳驳的伤痕。
    细菌战的幸存者，用变形的肢体，述说着他们的故事。
    灭门之灾的幸存者，用身上的刀疤，控诉着侵略者们的暴行。
    慰.安.妇们，用身上的印记，展示着饱经摧残的人生。
    被奴役的劳工们，用自己的苦难，直白地描绘着战争的残酷。
    生活在继续，但有些记忆，却永远挥之不去。
    热血沸腾的学生们，在倾听一段段历史的过程，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工作人员，看了摄制组的记录资料，慷慨地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帮助华国建立自己的纪念馆。同时，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宣传这部来自遥远东方的纪录片，唤起人们对二战的记忆。
    二战期间，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及他们的亲属，在西方各大媒体上讲述他们所知晓的抗日战争。
    在有心人的支持下，各类研究抗日战争的书籍和学术论文，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1976年春节前夕，关李两家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在穗市的家里。
    文彬和文榕骑着自行车，前往火车站，接终于放假归家的文雅和彦君。
    这是家里唯二的医学生，区别在于一个读硕一个读科，共同点就是身为5+3的啃书狂人，为了追求进步，迟迟不能归家。
    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拥挤异常。扛着大包小包的人，蓬头垢面，穿行在喧闹的火车广场。回家路途遥遥，但兴奋之心，掩盖了旅途的疲惫。
    火车晚点，文彬兄弟在车站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接到姗姗来迟的文雅和彦君。
    “文岚回来了吗？”跳上文彬的后座，文岚关切地询问最小妹妹的情况。
    “回来了，跟着摄制组在外面跑了大半年，然后去后期做翻译，前天刚刚到家。现在，估计正在家里帮忙炸年货呢。”被风吹着透心凉，文彬赶紧再快速踩上两脚。
    围着围巾的文榕，瓮声瓮气地问道：“姐，你还要再往上读吗？”
    “嗯，学海无涯，我总想着往上攀一攀，看看能不能尽量打开一条道，提高肝癌病人的存活率。”文雅把手里的大包往腿上挪了挪，减轻手掌的勒感，“彦君以后想往神经外科方向发展，如果有机会，可能还得出国学习先进技术呢。我们学医的，随时更新知识，活到老学到老。”
    “文彬哥，你们下学期就要分配了，有什么消息没有？”彦君扯了扯衣服，这从北往南走，一路走一路脱厚衣服，身上躁得慌。
    “暂时不清楚，这两年外交那边缺人，师兄师姐们大多数往那边走了。我是英语方向的，不是去外事，就是去学校。无所谓啦，分到哪算哪，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文彬爽朗一笑，“文榕，你呢？”
    “我，我什么呀，我堂堂西北工大的汉子，当然是能进部队尽量进部队啦。做武.器、搞机械，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了，我昨天跟文岚跟妈说话，好像是文岚下定决心放弃统一分配，要求自选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