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礼乐，乐和礼是配套相成的，大宋之立国以来，先后三次定乐，然皆不尽如人意。
    其中一项就是标准音高的问题。
    太常寺收藏的大乐钟磬一共有三种：王朴制作的乐器，李照制作的乐器，胡瑗、阮逸制作的乐器。
    其中王朴之乐，其声太高，太祖皇帝曾经明确表示不满意。
    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还是有神秘学因素和情绪体验在里边——“音高则悲，亡国之音也。”
    于是仁宗景佑中，又命李照定乐，参照律法以取黄钟之声。
    但是这又不符合大宋人的当下习惯，似乎过于低沉，所谓“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
    到皇佑年间，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声音略低，而声律分布相接近。但是铸成的大钟，音色又出了问题，声音弇郁，所以还是不能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旧乐。
    但是太常寺乐工在使用王朴旧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
    搞了一百年，朝仪礼祭的音乐始终没搞好。
    致仕赵抃也是大音乐家，上书朝廷，陛下此事非我朝乐律大家苏油苏鱼公不可决。
    于是在朝会之上，赵顼将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交给了苏油。
    苏油当时都傻了，我啥时候成了我朝乐律大家了？！我手上事情多得一逼，赵公这是要整死我吗？
    赵顼呵呵笑，明润你就别谦虚了，当年你可是凭乐律之学，从赵公手里赢取了大白龟的，此事赵公早就给你记在小本本，啊不，笔记里了。
    十二岁发明十二平均律，这么巧，你敢说不是天意？
    看到群臣投过来的充满对神秘事物的景仰目光，苏油都无语了，这……这也太牵强了吧？！
    没办法了，苏油只好接下了这个差事。
    这差事不简单。
    大乐之作，包括了琴、瑟、埙、篪、笛、委、箫、笙、阮筝、筑，镈钟、特磬、编钟、编磬。
    其中镈钟、特磬、编钟、编磬使用最多，所谓“于众乐中声最烦数。”
    而宋朝郊庙之乐，则先奏文舞，次奏武舞。
    而文舞容节，殊无法度，难称盛德。
    而武舞容节，则记录着大宋的建国历程，包括淮扬底定，荆湖来归，邛蜀纳款，兵还振旅等内容。
    每一首都有歌词，出自神童出身的大文学家杨亿之手，称为《太常乐章三十首》，是太常寺大礼仪的保留曲目。
    但是武舞也是乱七八糟，起码出场方向的和当时宋军进军的方向都不对。
    因此不光音乐有问题，连舞蹈也要跟着改。
    好在苏油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了，手底下同样有一大帮音乐人才。
    其实十二平均律出来之后，整个礼乐定制，对于苏油来说就只有一个问题——定黄钟。
    只要确定了黄钟音高，其余所有的音高都能通过数学运算计算出来。
    而黄钟，是华夏最重要的基准音。
    《吕氏春秋》把这一发明归于黄帝时期的乐工伶伦。
    这是一个神奇的音律，《后汉书·律历志》：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续汉书》：“候气之法，为土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于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痹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实其端，案历而候之。
    其月气至，则灰飞而管通，盖音声之道与天地之气通，故取律以候气。”
    黄钟这根律管，在冬至日这一天，会“灰飞而管通”。
    冬至，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
    对于古人来说，这是最容易观测的一天。
    《汉书·律历志》还记载，黄钟是一个用竹管做成的律管。它的长度为九十分，截面积为九平方分，容积为八十一立方分。
    十分为一寸，八十一立方分为一龠，两龠为一合，十龠为一升，十升为一石。
    往黄钟律管中盛入黍米，可容一千两百粒，重为十二铢，它的两倍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因此《国语·周语》有这样的记述：“……是故先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
    所以这不光光是一个音乐基准音，还是华夏民族长期使用的节气观测工具，长度单位，体积单位，重量单位。
    但是周代的这个单位已经丧失了，历史上的律长也一直在变化，也没有真正能够实用定音的黄钟律管传下来。
    这就导致了到了宋代，黄钟到底是怎样一个音高，变成了历史的大谜团。
    争论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苏油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没有浪费很多的时间。
    度量衡功能已经不重要了，苏氏度量衡，同样包含了宇宙神秘学的重要内涵——地球本初子午线的两千万分之一为一米，结合水这种物质，同样可以确定体积和重量。
    这也是众多士大夫对理学认可的重要原因——合乎天道。
    只用了一周的时间，苏油就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总理商周考易局司马光，在洛阳收集到了一口编钟，经考订，乃是十二律中的清声之一——太簇。
    苏油已经揭开了声音的高低的秘密——频率，并且给频率确定了一个度量单位——振次。同时发明了测试音高的工具——音叉。
    这些是理工之前就已经成熟了的手段和设备，钢琴调音就是靠的它们。
    经过推算，周代的黄钟，其频率正好在八百六十四振次。
    神奇的是无独有偶，这个音降一个八度，正好与如今流行的钢琴，键盘中间那个音，频率完全一样！
    那个音是大宋音乐专家们为了得到与人声最和谐的应和，经过多年调整后最终确定的。
    古今神奇的相契，冥冥之中，似有鬼神！
    疯了，士大夫们又疯了！
    苏油功成身退，献上了司马光送来的西周太簇编钟，理工新制的黄铜律管，标准音高测试用音叉，以及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由绿箬和王从之分别撰写的音乐理论著作——《律吕清要》和《五音正义》，这事情就算结束了。
    第一千零七十七章 定音
    苏油在奏章里边还提到，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其实就是一个共振问题。
    这个现象华夏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庄子》里就提到过：“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晋代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张华告诉他：“此盘与洛阳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沈括的试验就更加清晰明了：先将琴或瑟的各弦按平常演奏需要调好，然后剪一些小小的纸人粘在各弦上。当你弹动不夹纸人的某一弦线时，凡是与它共振或者谐振的弦线，其纸人就发生跳跃颤动。
    绿箬还进一步发现，凡是发生谐振的弦线，都在音高相同或者相差八度时的弦上。
    这就进一步夯实了十二平均律的和弦说，同时也证明了十二平均律实现自由升转调的必然可行性。
    这些东西，都在《律吕清要》讲述得非常清楚，士大夫家家都有琴瑟，要证明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六月丙辰，诏书下达：“黄钟，大吕，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
    “周乐古器重现，时人新律允合，是乃天人相合，古今一契。”
    “太常律吕不谐，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不文，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也！”
    “召设议乐局，审调太常钟，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则郑声无由乱雅矣。”
    “就太常钟磬王朴、李照、胡瑗所作，及石磬材不少，择其可用者缮之，其不可修者别制。”
    “考成新乐，以验议者之术。”
    绿箬和王从之因在律吕上的独到见解和著述，让大宋的音乐理论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都得到了赵顼奖赏。
    王从之主中太一宫，赐紫服，金带。
    绿箬被大宋朝廷册封为思濛乡君。
    出身卑微，却靠自己在乐理上的学识和修养，活生生挣得了一份诰命！绿箬，成了大宋女性里边新的传奇。
    其实赵顼现在已经不差钱了，更不差铜不差石材，但是苏油的建议还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标准音叉就在那里摆着，将编钟锉一锉，石磬修一修，就能得到标准音。
    剩下实在没有的再单独补足，这样的花费不大。
    关键是，秋礼，冬日大朝会，都赶得上。
    这将是大宋第一套能够实现自由升降转调的礼乐，不少大臣如杨杰，王存，在这一点上还提出了反对。
    因为古代先人说用的，乃是三分损益法，他们认为不用三分损益法，就是“有违祖制”。
    但是这一点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道理很简单，将十二平均律管一排就明白，那是一道优美的曲线。
    而先人们所用的三分损益法律管，排出来的却是直线。
    曲线，是自然界中存在最广泛的线条。
    日月星辰，江河季风，四季轮回，其运行轨迹，都应该是曲线。
    因此十二平均相对于三分损益，明显更加接近“天道”。
    选择天道，还是选择祖制，对于如今的宋人士大夫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在他们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复古，真正的祖制，这是上追三代的光辉和伟大。
    而且苏油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东西，从理学上来说，叫“误差”。
    先人在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平之上，采用三分损益法，那已经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极限。
    按照他的解释，在一个圆或者椭圆的轨迹巨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截取其中的一段来看，其实和直线差不多，只存在细微的差异。
    古人便是在这个理论的实践上，用三分损益法这个当时最精密的算法，去最大趋近律管的正确发音。
    但是先人们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会存在误差的，古往今来无数的论述中，都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从后来的六十律，三百六十律，也能够找到他们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
    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地减小音律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