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明亮的鲸油灯下，苏油看着自己拟好的书封，怔怔出神。
上面只有两个字——伦理。
这个词如今还没有出现，本来该是十九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才出现的产物。
如果说《原理》，是出于理工之学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进而发展到社会分工、法律、美学、哲学等系统的理学纲要性文献，那么《伦理》，苏油想将之列为理学一门，阐述道德思想观点的著作。
这一点与，后世关于伦理学的定义是一致的，即以人类道德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这门学问，要解决的问题既多且杂，但是其核心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里早已存在的——“利义之辩”。
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两者谁决定谁，以及相互之间，有无反作用的问题；
二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但是苏油的《伦理》，却又还不仅于此。
因为伦理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大问题，涉及到人类如何才能合理构建一个趋近完美的社会的问题。
站在苏油如今的立场，他要解决的，不是“个体人”，而是“社会人”的问题。
人，是社会动物，所有科学，其实都要为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他的《伦理》，不是独立于哲学之外，恰恰相反，乃是哲学里最核心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何为“道德”，何为“幸福”，何为“善”。
以及道德从何来，幸福感从何来，善从何来。
放到刚穿越到这里的时候，或者十年之前，这样的东西他可写不出来。
不过如今，他的三观已经在这个时代大成，不光有无数东方西方哲人的研究为根基，更有了不少自身的实践、思考与领悟。
尤其是华夏民族，对这个问题本就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
这本书，看起来是讨论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研究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研究道德规范体系；研究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以及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生活态度等问题。
但其实最关键的，这还是一道让程朱理学体系投降的重要武器。
苏油要用这部书，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那套看似完美，其实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至高理论”，打破那套由“虚礼”构成的伦理思想体系。
转而拿起西方思想家用过的目的论、道义论、美德论，结合后世东方儒家陆王学派的“心学”内核，给最大多数的人一把能够武装和保护自己的思想武器，而不是使儒学变成儒教，成为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屠刀。
这其实就是“天理人情”理论的最好阐述，也是保护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康温饱群体和资本初出的嫩芽，解决其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政治诉求萌芽，让自己获得最大多数支持的基石。
写这部书目的，更是要启发大家去寻找一种能够合理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培养道德之人，礼义之邦的坚实理论。
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社会契约，比如上到君主下到平民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比如权力与约束，比如道德与法制，比如国家力量的构成，比如人类的基本幸福。
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宣扬，对君权的限制。
这个不是不可能，大宋君主，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里，唯一一朝可能接受这种思想的君主。
这种思想早在孟子时期就已经萌芽，孟子在今年列圣，也说明了当今社会对这种思想的需要。
对于苏油来说，引经据典以六经注我，其实根本不难。
比如君权天授，这个天，可以解释为天上，为天理，为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即天道。
而不是什么神灵，或者神灵的代言人。
同时这个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属于苏油自己的创建，就是它不光只应对天上，还应该包括——天下。
它为人情，为天下最大多数人的意愿，为人的基本幸福。
什么是基本幸福？那就是生存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和通过努力就能够改善自己生活，且不可剥夺的权利。
如果权力与资本，剥夺了人的这些权利，让天下大部分人即便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不近人情。
那这个社会就病了，这个王朝就不会长久。
只有上尊天道，下体人情，王朝的管理者，有意识地引导王朝，让它朝着符合天理人情的方向发展，才能构建出一个道德社会，一个礼义之邦。
这才是“受命于天”的真正含义，这才是“既寿永昌”的根本原因。
第一千四百二十七章 交流
毫无疑问，将封建王朝的思想发展往这个方向引领，才是苏油穿越到这个世界来的终极任务。
如今的大宋，即将面临一场因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思想变革，扁罐盗船出海探索世界的举动，看似一场偶然事件，但是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却又是一场必然事件。
作为父亲，苏油既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担心，却又暗暗为他骄傲。
就好像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苏油不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更不是什么思想家。
从骨子里来讲，他只是一头政治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官僚，一个功利主义者和一个实用主义者。
因此他只有到这里来，在眉山，在程夫人和八公的灵前，他才敢动笔将前人后人，东方西方的思想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理论，融汇贯通，形成著述。
放在后世，这部书或者不算什么，但是放到今天，绝对振聋发聩。
而其内容很多非常敏感，因此还得将自己的思想巧妙的予以修饰和加工，该显的显，该隐的隐，该繁的繁，该简的简。
得让它成为一颗种子，深深埋入华夏这片思想的沃土里边去，然后静待它生根发芽才行，而不是一出现被统治阶级当做瓜子给料理了。
深吸了一口气，苏油拿起钢笔蘸了墨水，开始唰唰唰地在纸上写了起来。
……
六月，礼部言：“欧阳修等编《太常因革礼》，始自建隆，讫于嘉祐，为百卷。
嘉祐之后，阙而不录。
熙宁以来，礼文制作，足以垂法万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续编纂，以备讨阅。”
从之。
壬辰，辽国开始出现货币危机，禁毁铜钱为器。
秋，七月，甲辰，伊、洛溢，在陕西造成一定的自然灾害。
韩维不待朝廷诏命，命九原、兰州调集钱谷、工匠、牛马、物料以济民。
此举非但不拘常制，跨路作业，而且是宁夏三路第一次反哺大宋。
这事情就连苏油都不敢干，可韩维是赵顼潜邸时的记室参军，一如富弼之于仁宗。无论他做什么，赵顼都不会对他有忌惮防范之心。
这次差事干得非常漂亮，也让大宋朝野上下，对于宁夏三路的价值，有了正确的估量。
与此同时，黄河让大名府元城大堤遭遇考验，都水司熟门熟路，再次通过御河分流，虽然也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知大名府王拱辰上书，要求加强秋冬黄河治理，不能以“爱民”为由，耽误了必要的水利工程整修。
爱民，是要把工钱给够，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王拱辰还指出了一个严重问题：“河水暴至，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盐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
苏油也在眉山上书，要求朝廷对于重大灾害，需要设定应急预案，而应急预案里边，最重要的就是明确重大灾害事件中的地方各级临时指挥体系的权属。
赵顼给王拱辰下诏：“事干机速，奏覆牒禀所属不及者，如所请。”同时命令中书制定相关条例。
丙午，遣使赈恤，赐溺死者家钱。
甲寅，王安礼再次罢官。
这是一次很搞笑的政治事件。
刚开始是一件小事儿，王珪与王安礼陈乞子侄差遣，用了尚书省的批状，御史张汝贤认为这操作不合规，对二人提出弹劾。
赵顼认为有条文规定，可以用例奏钞，但是张汝贤始终不下章格。
御史同意，是官员任命的审批手续之一，御史不同意，任命就通过不了，这事情就卡在了最后一关上。
王安礼听说之后面奏赵顼，请治张汝贤之罪。
张汝贤反奏王安礼一本，说其不能修身治家，而且在湖、润任上，曾与倡女“共政”。
这也是北宋官员们常有的臭毛病，料理政务的时候，要表现得云淡风轻，毫不费力，似乎不这样不足以体现得自己能力超群，这个官当得毫不费力一般。
这和明清两代的官员们明明污朽糟烂，却还要穿补丁官服，不修官衙，脸色枯槁，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得自己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那样，是两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极端。
平心而论，王安礼算是保守派中颇有干能的人物，不过办理公事的时候还在招妓听曲，明显玩得过了。
于是赵顼将王安礼叫来训斥：“汝贤奏弹不当，固有罪；其所言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复临百官？”
张汝贤虽然被罢黜，王安礼终究也不自安，于是上奏赵顼，以兄长王安石疾病为由，请求外任，方便照顾兄长。
赵顼让他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
其实这次事件，在苏油看来，可以视作是保守派尝试重回朝堂的最后一次失败。
……
还是七月，左旋螺号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再一次见到了陆地。
这回麻烦了，因为这里似乎是一片大陆，挡住了前进的道路。
左旋螺号只得折向南方，开始找寻继续往东的通道。
船在北纬四十九度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峡湾，钻进去之后发现了一个风平浪静的优良深水港口。
港口位于一条河边，前方又被峡湾的对岸长长的半岛阻挡了风浪，可谓得天独厚。
这里气候舒适，地势平坦，水质优良。
两岸全是参天的巨木，森林里物产非常丰富。
扁罐让龙海生在河口停船，大家乘坐小艇上岸修整。
经过测量，这里地处北纬四十九度十六分，东经一百四十三度七分。
最让扁罐他们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人！
而且是跟他们一样的黄种人！
从各种特征来看，这里的人和扁罐他们自己都差不多。
不过这里的人还处于原始状态，成部落形态居住在河谷当中，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