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需要严格的审验机构了。”陈文强用手轻轻叩击着桌子，说道：“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并不是件好事，没有竞争，工程造价就压不下来，工作的责任心也不会太强。总之，垄断容易造成腐败和浪费。”
    张静江想了一会儿，勉强点头说道：“应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钱紧哪！”陈文强叹道：“国家百废待兴，处处都要用钱，各地的税收今年是甭想了，明年能好一些，也有限。三年以后或许能有大改观，嘿嘿，也不好说。”
    “要是连你都没有办法，这么没信心，别人怎么办？”张静江见陈文强开始哭穷，感到很有趣，“你投资的眼光无人能敌，还擅长资本运作和金融手段，又与美德两国财团有着联系，方方面面，政府的财政总长一职非你莫属。”
    “那些外国资本还是少用为妙，太过贪婪。”陈文强深有戒意地说道：“一旦借外债，列强之间又会因为竞争而横加干涉，只能尽量自己解决，才能多少堵住他们的借口。”
    “是啊，利权不能再丧失了。”张静江深有同感地说道。
    “孙逸仙先生——那个，可有别的见教？”陈文强突然开口问道。
    张静江愣了一下，随后说道：“那倒是没有。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以为孙先生是回国争权夺利的。其实孙先生胸怀广阔，一心为公，绝不在意官职高低。”
    “是啊，孙先生是高风亮节，但有些人却——”陈文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其实，陈文强与北辰就在前些日子刚刚在南京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交谈，使他对北辰又有了新的认识。
    北辰在言谈中确实谈及了自己的铁路之梦，十年内筑铁路二十万公里，并就资金来源等问题说了自己的设想。
    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对于倡议的事业缺乏基本的概念……陈文强得出了这样的判断，但并不会阻止北辰去争取铁道部部长的职位。在陈文强看来，铁道部部长作为一个官职，并不一定是个铁路专家，但他必须有铁路专家、财政专家组成的幕僚或顾问。
    领导是好当的，一个好的领导未必是专业人才。只要他有自知之明，有容人之量，能够虚心听取意见，不是不懂装懂地指手划脚，那他就能够干成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好的领导必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团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至于陈文强所说的某些人，便是指的同盟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因为失落或其他的原因，总是想制造点麻烦。比如汪精卫、胡汉民。
    张静江其实与同盟会成员并不熟悉，但现在到底属于同一团体，好话还是要说几句的。
    “他们并无对抗临时政府之意。”张静江解释道：“只是对于和谈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陈文强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南北和谈是已经确定的事情，甚至连和谈的条件都已经拟定完毕，破坏和谈或者是想借和谈捞取利益，都不会得逞。因为谈判也是双方实力的角逐。同盟会，不行。
    就目前国内的政治势力来看，以复兴会为首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有和谈的基础。
    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复兴会比较激进，更激进的则是同盟会。
    复兴会虽然激进，但长久以来的经过陈文强、宋复华的灌输教育，也不是要引发一场无限革命，而是有原则，有节制的。
    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便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有些人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有“痛打落水狗”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同盟会，调子就越唱越高，叫嚣着大举北伐，犁庭扫穴，以建全功。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假装没看到南方光复各省的乱象，临时政府拼尽全力所作的工作（赈灾，编练新军，遣散民军，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等等），财政紧张等等状况。
    革命到底的调子喊得高，同盟会却鲜有能帮助临时政府的地方。尽管这些激进而盲目的口号并不是从北辰嘴中说出的，但他的默许态度却还是暴露了心理活动。
    同盟会这种独行其事的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是激起了本来就与它矛盾很深的革命团体的反感。比如光复会，陶成章和章太炎便写文批评，要同盟会与临时政府保持一致，哪怕是暂时的，北方的袁世凯才是目前最主要的对手。
    宋复华也发表了文章，声称要使这次南北和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一个先例，并应该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人们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而在清帝宣布逊位后，宋复华还刊文赞扬了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识大体、恤民情的明智之举，并重申了善待旗人的政策。
    而到了现在，和谈不仅仅是复兴会所倡导、主持，还得到了联合阵线中大多数团体的支持，以及宪政派的赞同。迅速恢复国家稳定，转入和平建设，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宪政党人虽说是党人，但他们似乎是松散的志同者，他们的理想是推进宪政，而在实践中则更注重和实力派的革命党、袁系合作。不仅是宪政党人，还有很多革命团体也期望着和平，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意思是，既然革命成功了，那么那些革命党就该取消了，否则就会成为利益集团。
    和谈是大方针，但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当然会有很多的非议。袁世凯本身是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封建官僚，他能够适应在民主体制下对他的权力的束缚吗？这或许是人们共同的疑问。
    好制度和好皇帝，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时，复兴会联络、沟通了多数党派，退而选择前者。
    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确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宪政作为艰难而长期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却是必要的，即使有残缺的宪政，也比赤裸裸的废弃要好。
    陈文强不知道袁世凯是否能够遵循共和，或者说是始终能够遵循，但他相信制衡的力量。妥协是肯定的，但革命党联合立宪党，力量要能控制袁世凯的野心，使袁世凯始终处在制度的羁绊下。
    ………………
    最后的和谈，是两位高层直接的面对面。时隔多年，陈文强与袁世凯在天津英美租界再次见面了。
    大头，陈文强一眼便看到了醒目的标志，满脸笑容地加快了脚步。
    “袁先生，劳你久候了，真是抱歉。”陈文强抢先伸出了手，笑着说道。
    “文强舟车劳顿，为和谈如此奔波辛劳，袁某迎候是应当的，应当的。”袁世凯堆起笑容回答道。
    “推翻满清，袁先生功不可没。”陈文强很客气地说道：“而且，袁先生的经验和阅历，正可为陈某等年轻人提供有益之指导和帮助。”
    袁世凯晃着肥大的脑袋，苦笑道：“我已经六十岁了，满身是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着你们大展拳脚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这话要颠倒过来说才对，陈文强腹诽着，不过脸上还要挂着真诚的笑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袁先生身体壮实，正是为国效力之时，岂能功成身退？”陈文强松开了手，将目光转向袁世凯身后的几个人。
    袁世凯急忙给他作介绍，杨士琦，胡惟德，赵秉钧——
    嗯，这家伙是赵秉钧？陈文强不由得停了下来，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
    “……智庵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袁世凯没有留意陈文强的举动，继续介绍道：“此次鼓动天津巡警参加革命，于稳定天津局势功不可没。又率五百巡警赶赴京师，协助维持治安。”
    陈文强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原来是一位警务专家，正是国家稳定急需的人才。袁先生，你倒是找了几个好帮手，看来是准备要大展宏图了！”
    “哪里，哪里。”袁世凯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政府唯才是举，用与不用，要由政府决定才是。”
    “是人才，焉有不用之理。”陈文强见这边的已介绍完毕，笑着说道：“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等到了住处，我再给你介绍诸位同事。”
    “也好，也好。”袁世凯巴不得这样，赶忙伸手相请。
    马车早已准备停当，陈文强走到车前，笑着回头，说道：“袁先生，可愿与兄弟共坐一车，随便谈谈心。”
    “文强相邀，袁某求之不得。”袁世凯急忙笑着走过来，单独商谈，这也是应有之意。
    车内两个人细语倾谈，却心思不同。而且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比如家庭出生、教育背景、个性气质、行事风格等等，都是截然相反的。
    陈文强所受的基本是现代教育，或者说西式教育；袁青少年时期读过一些儒家经典，但总的来说，学识是弱项。陈文强走的是一条特殊之路，长久潜伏，以推翻清廷为目标；袁世凯投笔从戎，效力于政府军中，步步高升。
    边说话，陈文强边重新打量和思虑着这位枭雄，力争从外表到内心，重新进行估量和评价。
    袁世凯是典型的中原人，雄壮沉稳，大音细声，长于行动。袁世凯干练果决，工于心计，少言多做，尤其擅长事务。袁世凯务实刻板，重视纲常准绳，生性多疑，城府极深，精通驭人之术。袁世凯对新事物往往是谨慎的欢迎，大多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说实话，袁世凯并不喜欢革命，他注重维持社会秩序，强调纪律，但在体制内可以使用手段、通权达变。袁世凯平生基本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志满意得，只在后期遭到了一些挫折。现在呢，迫于大势和自身的利害关系，要和谈了，他最在意的是大总统无疑。
    “国家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袁世凯缓缓说道。
    “要救国，必须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物力，同时改善民生。然政治亦不可缺，当同步进行为好。”陈文强说道：“没有清廉精干的官员队伍，没有施政为民的思想，则惠民政策也会变成害民之举。没有压力，何有动力？正因为国家内忧外患，才更容易唤起全民意志，以举国之力行复兴之事。”
    “精僻，新意。”袁世凯对陈文强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正如历史上他曾对孙中山、黄兴所做过的一样。而与孙中山彻夜抵膝长谈，腹中没有足够的治国安邦的“干货”，谈话是无法继续下去的，更别说有十几次之多。
    陈文强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感冒，尽管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也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但他心中的警惕丝毫不减，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远不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对手，可现在是自己在主导和谈，自然要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