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兴修水利一样，渠挖掘好了，开闸放水只是个仪式。
如果不挖渠就放水，或者渠挖得不够好，十有八九要酿成洪涝灾害。
他当初力推教化，为此特地组建印坊，就是为埋藏世家挖下的第一锹土。
世家为什么能坐大？因为知识传播不易，他们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话语权。
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种莫名的自信，原因还是他们对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几千年来，读书人始终只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他们理所当然的掌握了话语权，上怼天子，下欺百姓。
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士大夫。
刘协建立了印坊，降低了普通人读书识字的难度，又对儒生的务虚大加鞭挞，提倡四民皆士，鼓励实学，儒生以经学传家的垄断优势自然而然的被削弱。
这时，新的矛盾已经在酝酿。
儒生入仕的渠道受限，不可能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想法。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网络技术普及，让所有人都可以发声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人是如何疯狂反扑的，刘协记得一清二楚。
没有人会平静地接受既得利益的损失。
不管是以圣人门生自居的儒生，还是以启蒙者自居的公知。
现行的选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形势，改革在所难免。
在大规模的讨论之前，刘协要先进行小范围内的通气，第一个目标就是荀彧。
荀彧是下一任司徒人选，选举是他将来的职责范围，无可逃避。
荀彧本人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选举制度摆在确定都城和开发江南之前，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对刘协的发问，他也不谦虚，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与刘协不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更远，也习惯于从之前的历史中寻求依据，直接从左雄、黄琼等人的选举改革开始说起。
没错，对现行选举制度的不满早已有之，而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
左雄、黄琼就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先驱。
左雄的贡献在于限制年龄，将那些过于年轻，根本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强调入选人员的能力。为此，他定了一个制度，四十以下，不得推举为孝廉。
黄琼的贡献则在于分科取士，尤其强调能行政者，进一步加强入选士人的行政能力。
但是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他们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原因之一，就是儒生在实际权力分配中占据的份额太少。他们动不了外戚、权贵的份额，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调整，影响不大。
比如推举孝廉，各郡大部分名额都被权贵分了，没有背景的不过十之一二。
再比如太学考试，从三万多人中选举郎官，一年不到一百人，杯水车薪。
相比之下，勋贵二千石的子弟根本不需要考试，凭父兄荫选就可以直接入仕，每年的数量数倍于苦读中选的太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能安心读书才是怪事。
现在情况有变，刘协取消了宦官制度，又大力压制勋贵，对官员子弟的录用也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为更多的普通人留出了机会。与此同时，朝廷事务的增多，迫使朝堂和郡县机构增多，名额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官职。
在这种情况下调整选举制度，压力不大，更易于见效，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荀彧很清楚这一点，所以顺理成章的提出了将左雄、黄琼的改革更进一步的建议。
具体而言，就是对各级官员的选任有一个年龄限制，同时按照不同的科目取士，以增强其专业性。天子提倡四民皆士，提倡实学，选士自然也要依循这些特点。
比如兵曹、贼曹、尉曹，就应该选任有行伍背景的人，金曹应该选用有冶炼经验的人，户曹、仓曹则需要有农学背景，决曹、辞曹则当通晓法律。
总而言之，要加强专业性，以便适应不同岗位的需求，更好的履职。
为此，荀彧还建立对诸曹的职能进行细分，以便明确其要求，更利于选用人才。
最后，荀彧又提出一个建议，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臣担任教师，教授实际行政处理能力。
像赵温，在仕途上努力一辈子，积累了很多实际经验。如果不加以利用，他的这些经验最多只能传给他的子弟，实际上还是家族传承，绝非朝廷所愿。建立一个学堂，让他教授更多的人，有利于官员整体素质的提升。
行政能力也是实学。
刘协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偶尔提一两句，却牢牢把握着方向，不断刺激荀彧的思路，逼他想出更多的办法。
但看起来，无疑还是荀彧说得最多，是他在主导选举改革这个议题。
在起居注上，荀彧的发言连篇累牍，刘协的话只有寥寥几句。
最后，刘协还是老规矩，要求荀彧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字，既方便其他人讨论，也留作史料。
将来有人根据这些记录写选举改革史，不出意外地会将荀彧看成始作俑者。
荀彧不疑有他，欣然从命。
讨论完了选举制度，又讨论都城选址、南方开发。
刘协与荀彧谈了一整天，晚上还一起吃了晚饭，又聊了一会儿，才尽兴而返。
荀彧兴奋不能自己，回到驿舍后，吩咐妻子唐氏准备灯油、笔墨，再准备一些浓茶。他准备挑灯夜战，将和天子讨论的结果尽快形成正式的奏疏，提交三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