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死？”哈利问。
“他们到了以后，我们甚至都懒得去记他们的名字，记了又有什么用？虽然很难明白为什么，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我们这些老鸟都已经摸清了战局会如何发展，志愿军还是不断拥入东部战线。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去拯救挪威的，真是可怜。”
“我知道，到了一九四四年，你已经不在那里了？”
“没错，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我叛逃了。我两次背叛了我的国家。”辛德微微一笑，“结果两次都进了错误的阵营。”
“你替苏联人打仗？”
“可以这样说。我是战俘，战俘会被活活饿死。一天早上，他们用德语问有没有人懂无线电作业。我有个粗略的概念，所以举起了手。原来有一个军团的电信兵全死光了，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我就开始负责操作战地电话，那时我们在爱沙尼亚攻打我以前的战友，就在纳尔瓦附近……”
辛德双手捧起马克杯。
“我趴在一个小山丘上，观看苏联士兵进攻德军机枪哨，他们几乎被德军扫射殆尽。一百二十五个官兵和四匹马的尸体全都堆在地上，最后，德军机枪终于过热打不动了，剩下的苏联士兵就用刺刀把德国士兵杀了，好节省子弹。从开始进攻到结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就死了一百二十几个人。然后，他们会再进攻下一个机枪哨，重复同样的攻击。”
哈利看见辛德手中的马克杯微微颤动。
“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而且是为了我不相信的理念而死。我不相信斯大林，也不相信希特勒。”
“既然你不相信，当初为什么要去东部战线？”
“那时候我十八岁，是在偏远的居德布兰长大的，那里有个规矩，我们只能见附近的邻居，不能见别人。我们不看报，也没有书，我什么都不懂。我所了解的政治都是我爸告诉我的。我们的家族只剩我们一家人，其他人在二十年代都移民到美国去了。我的父母和两边农田的邻居都是吉斯林的支持者，也都是国家集会党党员。我有两个哥哥，不管什么事，我都向他们看齐。他们都是希登组织[27]的成员，是穿制服的政治激进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替组织在家乡招募年轻人，否则他们自己就得上前线。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工作是招募告密者。但为时已晚，我已经准备上前线了。”
“所以说你是在前线改变信仰的？”
“我不会称之为改变信仰。大部分的志愿军心里想的主要是挪威，很少想到政治。我的转折点是我发现自己在为别的国家卖命。事实就这么简单，而且为苏联打仗也不会更好。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在塔林的码头执行卸货任务，想偷溜到瑞典红十字组织的船上。我把自己埋在煤堆里，藏了三天，以致一氧化碳中毒，不过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康复了。然后，我从斯德哥尔摩一路走到挪威边界，独自越过边界。那时候是七月。”
“为什么你独自越过边界？”
“我联络的几个瑞典人都不相信我，我的故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反正没关系，我也谁都不信。”辛德再次大笑，“所以我低调行事，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越过边界简直就像小孩过家家。相信我，在战争时期从瑞典越过边界到挪威，危险性比在列宁格勒低头捡口粮小太多了。要加点咖啡吗？”
“谢谢。你为什么不留在瑞典？”
“问得好。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辛德顺了顺头上的稀疏白发，“我心里充满复仇的念头。那时候我很年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正义的概念会有一种错觉，认为那是人生下来就拥有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在东部战线，内心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人认为我的行为坏透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发誓要报复那些在家乡向我们灌输谎言的人，他们害这么多人牺牲性命。我也要为自己被糟蹋的人生复仇，那时我以为我的人生再也无法完整地拼凑回去了。我一心只想找那些真正背叛挪威的人算账。现在的心理医生可能会把我诊断为战争后遗症，并立刻把我关起来。所以我前往奥斯陆，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也没有地方可以住，身上带着的证明文件可以证明我是逃兵，会被当场枪毙。我搭货车抵达奥斯陆那天，去了诺玛迦区。我睡在云杉树下，只吃莓果充饥，过了三天就被他们发现了。”
“被反抗军的人发现？”
“尤尔说，后来的事他都跟你说了。”
“对。”哈利不安地玩弄马克杯。他无法理解那起逆伦事件，见了辛德本人之后也没能让他理解。自从哈利见到辛德站在门口，微笑着跟他握手之后，逆伦事件的阴影就一直在哈利脑海中萦绕不去。这个人杀了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辛德说，“但我是个奉命杀人的士兵。如果没接到命令，我也不会那样做。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的家人跟那些欺骗我们国家的人是一样的。”
辛德直视哈利的双眼，捧着马克杯的手已不再颤抖。
“你在想我接到的命令是只杀一个人，为什么我把他们全都杀了。”辛德说，“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说要杀哪一个。他们要我自己决定谁生谁死，而我办不到，所以我把他们全都杀了。在前线有个被我们称为‘知更鸟’的家伙，他教我用刺刀杀人，并认为这是最人道的杀人方式。颈动脉负责连接心脏和脑部，只要切断颈动脉，脑部吸收不到氧气，人就会立刻死亡，心脏再跳动个三四次后就会停止。问题在于这很难办到。那个家伙叫盖布兰，他是个刺刀高手。可是我用刺刀对我妈妈只造成了皮肉伤，搞了好久，最后我只好对她开枪。”